有些人不以为然，说，关心此等小事，真是“小清新”。

  接连督战简政放权，攻坚“奇葩证明”等堵点。中新社发 刘震 摄

  世界那么大，我必须明。人为何需要明呢？因为世界太大。

  许多关于明的讨论都在“证明你妈是你妈”的问题上纠缠不休。然而～

  你知道，你妈知道，你爸也知道。可是，走到大街上，别人能知道吗？

  在古代，当人们的生活圈子非常小的时候，大家能从你的生活轨迹上了解和判断你的个人及社会关系。人们甚至不知道一位女性的名字，但却对她的社会身份和关系定位一清二楚如数家珍。比如，那位妇女就是谁的儿媳、谁的老婆、谁的妈、谁的三婶、谁的舅娘……但随着商品交易越来越繁荣，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我们也慢慢变得难以了解和判断他人的身份或诚信，别人对我们也一样。

  对于与你一次往的商务机构来说，更是如此。在一家第三方机构，比如银行。一个柜台员工怎么能够判断你和一位年长女性是什么关系？

  公共服务的必要性由此显现。社会成立公共权威机构来进行个人的界定，减少社会中私人个体和机构间不断互相证明的高损耗。

  那不要开证明，不养着那些公共机构，不就减少相关成本了吗？

  一个人的母亲病逝，他想去银行将母亲名下的存款取出来，结果不但需要母亲和他自己关系的证明，还需要他的兄弟姐妹共同的签署同意。

  可是如果不这样，一位子女率先将财产据为己有，其他子女的合法正常权利不是被侵犯了吗？

  一个人拿出户口本，他说我爸爸的孙子就是我儿子。可是他爸爸不止他一个儿子。银行不认可。

  因为如果这样，你把侄子的财产私自转移到你的名下。你兄弟及其家庭的权利不是就被侵犯了吗？或者你把非法财产偷偷转移到侄子名下，规避反腐直系亲属关系的调查。那难道不等于是侵犯大众的权利？

  缺乏必要证明反而会极大提高社会成本，因为，会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

  我们在社会中生活，都希望可以保证自身的权利并将之最大化。然而，个人权利扩展很可能是以削弱他人权利为代价的。因此社会权利最大化必须在全社会共同的、整体福利最大化的基础上来实现。我们一定要以部分权利作为让渡。

  但个人无法总体管理和平衡这种让渡，所以要公权力。我们对公权力的让渡，实质上是通过公权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进行了权利的互相让渡。大家在公权力的规划和强制下，共同遵守自身权利和义务的边界。这就是社会秩序。

  个人“材料”存在于各级行政部门，其“证明”过程天然有被动性。

  办单身证明是为了结婚。未育证明是为了生育。工作证明是为了事业。

  我们在社会上必须孜孜不倦地努力，寻求更好的自己，而“证明”就是我们在努力过程中所需的一个小螺丝钉。

  而且，这个螺丝钉，并不是别人赋予我们的，是我们自己的本质和积累在一个公共部门的存放。在需要的时候，由于我们不能够全部展现，我们就由这个公共机构出示一份简化的“结论”对我们自己进行“证明”，使得我们的社会生活进程能够保持高速前进，至少不会“掉链子”。

  打个比方来说，个人的任务是坐车，按照路线图，搭乘、转乘以达到目的地，但他没法自己修路。各种行政机关或政策的衔接，都属于程序管理的一部分，是行政部门自身的工作范畴，个人无能力也无责任参与。与此同时，特别要强调的是，公共服务不是私人服务，对任何个人提供的公共服务都是为了整体社会的公平正义，所以不能把感官上的“满意”作为评价公共服务的标准，更不能借由情绪来左右公共服务的意向。无论哪种原因，任何把个人加入公共流程的方式都是对社会总体效率的降低。

  行政部门应当对所需办理的“事项”设计出逻辑严密、次序清晰、分责明确的“证明”程序，并进行主动、全流程的管理。正是因为要保持运行高效，才需要有公共机构来集成式地为个人提供服务机制。

  公共服务和机构的基本职责之三：保证社会运行的高效率

  机构多，盖章多，要求缺乏一致性。有些部门形同鸡肋。

  分责不清，究竟要找哪个部门，群众搞不清楚。部门则互相推诿。有时候一个未婚证明，公安、档案、户口、单位、民政都有那么点关系，但是它们都说自己不能证明。

  可办可不办，怎么办？寻租产生了。成本变高，秩序打乱，违反信条一、二。

  场景一般如此：“不能办，因为我们只认**部门的章！”“**部门合并了,它们已经不开这种证明了。”“那你去叫它开个证明，说明它不再开这种证明了！！”……理论上能，实际上已经没可能。主体问题是不能对接。有些部门合并、撤销、职能改变，但规章制度并未更新，所需“材料”依旧；或上级单位已改规，下级单位却未与之统一；还有地区间改革差异大，不一样的区域“证明”方式不一致。办事人员思维僵化，不去积极提升自身业务水平，不去充分了解新政策或加强业务沟通，动辄让群众自己证明制度政策的存在，或让群众去协调政府单位间的衔接。

  证明不了未婚，就不能结婚，也不能生育。那么你对象也不能结婚生育。双方父母就不能享天伦之乐。你会发现办不了一件事，你就办不了下一件事。

  你被沉重的未知拖住了。成本变高，秩序打乱，效率降低，违反信条一、二、三。

  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等可能会从各自角度给大家不同的、更为温情的解释。

  作为一个经济学人，我的解释是，“风起于青萍之末”。

  从经济学或管理学来说，市场对供应的感受既敏感又有延时性，一个企业的生产、运营、人力、市场各方面的管理，消费者并不一定明白，但最终会从产品体验上体现。当终端都感觉这东西不好用、费用高、效率低时，说明供应端已经有了很大的问题。

  明难是一件小事，但是它却显示了一个社会公共决策和机构运行的本质。如果明很难，那么别的公共服务会好吗？别的公共决策能优异？

  但很多人往往没意识到，这种变革更多的是随国家地位和战略变化而来的治理思路的变化。当一个国家还没那么强大时，为了获得地位，往往更加需要“集中力量”在“大事”上。但当一个国家变得日渐强大时，除了“大事”，“小事”也变得至关重要。

  不提人文情怀，抛开所有小清新，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小事”。

  大国要说明？需要内生活力。国家治理需要摆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降低社会成本，需要维持社会秩序，需要提高社会效率，因为做好这些事，群众就会感到有动力来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任何一个人都追求更好，国家整体才能发展好。

  大国要说明？需要一种全社会坚信不疑的价值观。而价值观是建立在幸福的确定性上的。公共决策、公共运营、公共服务提供的能力是彰显国家价值观的最佳方式。在这些最为微末的地方，这些能力的理顺和汇聚，是价值观的真正凝聚和体现，也真正具有说服力。

  大国要说明？需要综合、均衡的治理能力。大国面对的国际国内形势更复杂，过于强调集体，可能会陷入极端民族主义中。过于专注个体，可能会在民粹主义的困境中不能自己。当今许多国家都面临这种尴尬。公权力应如何在自律的基础上保证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

  公共决策和服务是衡量治理能力的标准。治理能力强大才说明国家有能力处理瞬息万变的内外部关系，有能力制定有广阔度和纵深度的战略，有能力带领一国人筹帷幄决胜千里。

  正因为如此，“中国梦”的战略不仅包括挥斥方遒、纵横捭阖，也包括贩夫走卒、吃喝拉撒。

  在不久前的“十三五”规划意见稿中，不仅有对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再定位，也有对目前群众生活最为关心关切的一切“小事”的再梳理。这充分说明，高层决策者已经对于大国崛起是由上至下、又由底层至顶层一以贯之的系统性工程有了很深的认识和清晰的思路。

  当然，在整个社会的其它公共决策层，这种共识的建立或许尚且不够。大国战略至关重要，但一经提出，就更需要战术和微观支持。

  想想看，在许多战略规划和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情况，不就是千千万万个“明”的汇集吗？

  所以小国只关心大事，但是它们办不了大事。大国才关心小事，因为大国没有小事。（中国黄金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万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