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上午，正在广东省卫健委参加会议的一位老人，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急驰武汉！这天是农历腊月廿四，南方人的传统小年。当天，前往武汉的机票已售完。

  傍晚17时45分，老人和他的助理，好不容易挤上前往武汉的高铁。老人是钟南山，已84岁高龄。

  两天后的1月20日，更多的人从央视上看到他和白岩松连线确认：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已有14名医护人员感染。气氛骤然紧张。

  惶恐的人们，急需一只口罩将病毒挡在身外，这是身体的防护需要，更是内心寻求安全的需要。直到今天，口罩供应问题虽得到某些特定的程度的缓解，但一罩难求的现象仍在很多地方存在。 据工信部的数据，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口罩生产和出口国，年产量占全球50%。中国口罩最大的产能是每天2000多万只。 口罩紧缺的背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2月11日，江苏省南京市，商家在入口处提示顾客“入内请戴口罩”。图据东方IC

  2月17日中午，就口罩、防护服和护目镜的需求情况，红星新闻拨打武汉协和医院官网公布的“接受爱心捐赠”电话，工作人员语速很快。

  此前因为医疗物资缺乏的问题，武汉协和医院的医护人员一度网上求援。为此，有直升机空降到武汉新华路体育场，为他们送去医疗物资。

  “这一直升飞机的物资也用不了多久，因为医护人员24小时轮值，每4-6个小时更换一次口罩或防护服，医院每天需要的口罩是1.5万只，防护服8千件，缺口很大。”2月2日，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1月26日，红星新闻记者从湖北8家县级医院了解到，对于县级医院而言，所有防护物资中，医用防护服、医用口罩需求量最大，多的能坚持一个多月，少的仅能坚持一天半，而社会人士捐赠的物资普遍达不到医用标准。

  “真没想到会那么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设备物资部部长吴晓东告诉红星新闻记者，1月17日，在接到有关疫情防控信息后赶紧采购防护物资，“我们系统里有20多家应急供应商，当时就向他们发起了采购信息，但供应商反馈信息后发现，物资慢慢的开始缺了。”吴晓东说，最后一共有8家企业有补充物资，但供货量都不多。

  后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副院长黄进直接坐镇，紧急召集医院100多家供应商开会，提出物资供应需求，才得以在1月30日提前补充物资。但这100多家供应商，最后真正有防护口罩、防护服物资的，只有一两家。

  物资补充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有非CFDA认证的防护服700套，经医院感染管理部审核资质后，可以在应急状态下使用，由原来的每天使用60套，增加为110套，但仅能保障每名医务人员在工作间隙，可以喝一次水，上一次厕所，更换防护服。医用外科口罩，免洗手消毒液，一次性手术衣等也仅可以维持医院5天的防护运转。

  物资难买，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医学装备部副部长王乾方同样感同身受,“挨个给供应商打电话，不是没人接听，就是占线。”

  他表示，防控等级升级后，医院每天需要消耗30到40套防护服，按照原来的库存，仅够使用3至4天。加上后来医院连续派遣援助湖北医疗队，带走一部分防护物资，就更“捉襟见肘”。

  ↑2月5日，在安徽莫尼克医用材料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赶制防护服。新华社记者张端摄

  1月22日，居民吴俊开着车，在成都南三环一连跑了10来家药房，好不容易才买到了两个3M口罩，每个10元，想再买几个，老板却不卖了,“限购。”

  他没想到，仅仅两三天时间，口罩竟然变得如此紧俏。“两天前我还去药房很轻松地就买了一袋10个装的一次性医用口罩，今天去怎么就买不到了？”

  1月23日，他最后一天当班。当天一早，武汉封城的消息占据了手机上所有新闻客户端的页面，电视里、车载广播中也全是。当天中午开始，吴俊就开始满街跑药房。戴着一个之前防雾霾的旧口罩，一家家问，但已经难以再买到了。

  300公里外，老家丈母娘打来电话，镇上有家杂货店还能买到一些一次性口罩，但要额外买一些平常没有人买的杂牌口罩才能送一袋。质量很差，很薄，但比没有口罩强。

  不少人在当地买不到口罩，只得寄希望于海外代购。小玲在成都一家贸易公司上班，她在大年初四与三个好友一起，终于找到了在越南的一位前同事，请求帮忙买些口罩。三个人每人三盒，每盒50只装。

  全民消耗，前期恐慌性使用，节假日供应、生产暂时性停滞……吴晓东认为，这些原因，都是造成这次防护物资紧缺的原因。

  口罩企业被地方政府接管、统一调配后，某局副局长曾向红星新闻抱怨：“口罩都没有，如何抗疫？”得知红星新闻记者在口罩工厂采访后，陆续有来自官方系统和企业的朋友打探寻求采购口罩的渠道。

  东莞巨正源科技有限公司是广物控股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从事聚丙烯生产。聚丙烯是由丙烯聚合而成的高分子聚合物，大范围的应用于家用电器、医疗器械、汽车、化工容器、包装材料等领域，聚丙烯俗称“工业大米”。

  聚丙烯经加工后成为口罩或防护服生产所需的纺粘布，通过改性可生产熔喷布原料，而熔喷布是口罩生产的关键材料。

  2月13日，红星新闻在东莞巨正源科技有限公司采访了解到，春节期间，该公司有350人坚守岗位，日夜不停生产，以确保口罩生产所需原材料。

  “公司共有530多人，目前，除部分员工仍处于隔离状态外，基本到位，每天可生产1750吨聚丙烯。”东莞巨正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一平说：“一吨聚丙烯可生产25万只口罩，目前公司相关牌号的聚丙烯产品库存充足，不仅可满足广东省口罩及防护服生产对聚丙烯的需求，还可以支援其他省份。”

  但曾一平坦言，聚丙烯的产量虽然解决了，从聚丙烯到熔喷布、纺粘布等生产环节又遇到了瓶颈，各地产能还没有完全释放。“口罩缺货只是表面现象，背后是一连串环节受一定的影响。”

  河南省长垣市拥有各类卫材企业70多家，经营企业2000多家，位居国内三大卫材基地之首。长垣市医疗器械同业公会会长李明忠告诉红星新闻，缺口罩的背后是缺熔喷布、无纺布、包装等物料，而生产这些物料也需要原材料，一时之间出现供应不足。

  春节以及受疫情影响而出现的物流停工、封路、员工放假等，一环扣着一环，每个环节掉链子，都影响到口罩供应的最终结果。

  “一个村里有个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整个村都不允许其他人出村，员工就缺乏了。生产口罩的机械坏了，供应零部件的不营业，口罩产能就会削弱。”李明忠说，“特别是疫情发生在春节前后最近一段时间，这原本就是中国社会运转进入一个非常态的时刻。”

  ↑2月17日，山东青岛市即墨区即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人在赶制口罩。图据东方IC

  新冠肺炎疫情公布以来，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医疗器械分会秘书长陈红彦一直帮厂家、经销商联系对接物资，她给不少老板打电话发现，口罩是生产好了，但印刷厂没上班，没法发货。

  “印刷厂不上班，没有了包材，口罩就是不合规产品，不能卖，卖了就是假货。你得把产品的批文等都印出来，打在包装上。”陈红彦告诉红星新闻：“大包装要有，小包装也要有。就好比口罩生产，解决无纺布，但没有口罩的耳绳或鼻梁上的小铁丝也不行。”

  在陈红彦看来，这不是医疗器械一个板块的产能问题，而是全社会相关产业都要跟进的问题。再加上物流碰到春节，配送员放假，挑战更大。

  何斌（化名）曾担任北京市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重大传染病专家委员会的委员。2003年非典后，何斌到一些区级重点医院检查医疗储备情况发现，医院仓库里几乎什么都没有。

  “一旦再有SARS等疫情发生，这口罩够用一天吗？”随后的区长会议上，何斌反映了存在的问题，与会区长很重视，当时就批了200万元加强这家医院的储备。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医学装备部副部长王乾方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疫情发生前，全院防护服约有100套、N95口罩约有120个，医用外科口罩相对多一些，常规备用3个月使用量。“不是传染病专科医院，接触到的传染性疾病患者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感染科床位量也不是太多。”

  从2008年汶川地震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作为西南地区应急救援中坚力量，逐步建立了相应的应急救援机制，库房长期储备应急物资箱，确保应急救援队员第一梯队能随时出发。在传染性疾病中心，防护口罩日常储备量为每月80个，结核病房每个月1200个。除科室备用外，物资库房库存：防护服1000套，N95口罩2600个。

  但吴晓东介绍，这些应急物资，以地质灾害的应急抢险物资为主。在常规状态下，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共计70多个护理单元，经医院感染管理部门核算，平均每个单元配备10套防护物资，包括防护口罩、防护服、护目镜，这是供科室在接诊到艾滋病人、结核病人时使用的。

  ↑2月7日，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护士参与制作口罩。自制口罩经陕西省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部门检测合格后，将在口罩紧缺期间用于医院的应急物资储备。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在中国台湾调研时，何斌来到一家地震后重建的医院。“那家医院有后备电源，一旦没有电，主动切换到原有电网，而且有专线供电，不影响电梯、手术室、婴儿保温箱的正常使用，他们的后备电源可使用23天。”

  何斌说，医院院长告诉他，这些设备每月启动一次，每次启动两小时，以保证应急突发事件发生时，随时可用。此外，该医院还自备水井，水井也常常检测，以保证安全饮用。

  “经过一次地震灾难，他们吸取了很多经验。”何斌说，“不能总在一个地方摔跟斗。”

  何斌曾参与制作国家医药储备目录，实际上“目录做得很好，包括血液储备、甚至熊猫血储备，固体水的储备，也都考虑了。”比如固体水不是冰，而是专门的储备方法，只要放药品就可以变成清洁水饮用。这些，我们有先进的技术。但非典过去17年了，现实的储备和当初的理想设计还有很大差距。

  据介绍，医院淡化储备的根源在于，每家医院都作为经营主体在市场中打拼，医院院长的重要职能是创收，所以不少医院越做越大，有的医院甚至有上万张病床，美其名曰“规模效应”。

  “在调研中，我发现我们国内很多医院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物资储备连一天的量都不够。”何斌告诉红星新闻，他主张医院储备至少能挺3天，最好有7天的储备能力，这是基本的要求。 他认为，医院不愿过多储备的原因主要在于，财政在公共卫生的投入有限，包括在临床医学的投入，作为市场运营主体的医院，不可能将大量资金押在可能面临浪费的库存上。

  据何斌介绍，很多医院基本上没有政府的投入，北京医院算最好了，政府能提供约10%投入。北京部属医院，也有3%－4%的财政投入，但全国很多地方的财政投入是零。为维持运转，医院只好靠扩大门诊量，扩大病人数来完成医院效益，以确保医院的正常运转，其结果是，社会投入更多。

  在他看来，医护人员承担的不光是对一般慢性病和急诊病人的救治，若发生公共卫生事件，他们就是第一线上战场的“战士”。“他们的医疗储备，就像部队的储备一样，必须作为战备状态下的储备。”

  吴晓东也认为，这次新冠肺炎防控物资储备紧缺，传染性疾病的防护物资，确实需要纳入国家战略物资储备范畴。“这笔钱应该花。”同时，相关行政部门在与医院沟通时，也表示需要扶持一批生产企业，也需要医院支持，“这是一个方法，（支持）平时也有防护物资的生产线开动。”

  但吴晓东表示，即使是在医院传染性疾病中心，每个月高级别的医用防护物资正常消耗也就六七十套。医用外科口罩的使用数量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平均每个月使用20万支，而现在，平均每天使用2.5万支，“10天就能达到以前一个月的量。”即使是储存在各个科室病房的备用物资，也是平均两年到期置换。

  王乾方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这次疫情后，医院用于传染病防控的防护物资肯定会相应增加，但防护物资也有保存期限，多则5年，短则2年，需要更精细的管理。”

  同时也是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副秘书长的陈红彦介绍，从经济角度考虑，医院院长、医疗器械贸易公司，都是经营主体。“讲究的是快速流转，库存不大于一个月是最好的。良性周转的，半个月就够了。”

  “这是特殊因素使然，不适用于常态的决定依据，大量储备，将造成产能过剩，储备应该按需储备，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陈红彦说，“不可能我家有个冰箱，我就把未来三年的鸡蛋全买来储备吧？”

  对此，何斌表示，部队过期也要报废。“这是必须的，就像国家能源储备一样，我们卫生系统的储备，就是要跟随时准备打仗一样。”但目前，作为市场经营主体的医院，不会也无法大量储备。更大的储备能力，需要国家承担起来。

  上世纪70年代，我国建立起国家医药储备制度，大多数都用在战备需要，后来逐步扩大到战备、外援、救灾、防疫和应对突发事故。

  1999年，国家经贸委出台《国家医药储备管理办法》(国经贸经[1999]876号)。该《管理办法》明确：“医药储备是政府职能。在中央统一政策、统一规划、统一组织实施的原则下，建立中央与地方（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医药储备制度，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

  何斌认为，国家医药储备应该作为国家战略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是省市级储备，应该能满足当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

  过去，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也依照国家要求做相应储备，问题出在哪里？何斌告诉红星新闻：“很多地方的储备，普遍是合同储备。”

  所谓合同储备，是某地和企业签合同，把一部分资金打给企业，何时用，再由企业才发货。但何斌对合同储备持反对意见。“真正要用的时候，对方给不了你或半道被‘截糊’怎么办？因为到处都缺的时候，合同储备就没用了。”

  公共疫情应对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引发了进一步讨论：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是不是真的存在问题？

  1月31日，因口罩等物资分配和使用情况有一定的问题，湖北红十字会数度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随后接连道歉。

  湖北省红十字会的一名志愿者告诉红星新闻，疫情期间，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在超负荷工作，大家都很辛苦，“武汉有300多个社区，疫情期间，志愿者大概有30个，大家都希望能尽快把物资送到需要的地方。”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省一级或者市一级的红十字会人数不多，像广东这种非流动人口上亿的省份，红十字会的人也不多，湖北省红十字会大概也只有20多人。

  “本次新冠肺炎来势凶猛、传播之快，超出人们想象，也超过2003年的非典病毒。”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丛虎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面对这样大规模人群的感染和治疗挑战，任何国家可能都无法及时有效应对。”

  王丛虎认为，判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阻击战，至少要有两个大维度：一是历史的维度，即纵向维度或历史比较。另一个是现实维度，即横向维度或现实的实证分析。就现实实证分析维度而言，不仅要看病毒本身特性、投入的资源、治理效果（治愈比例、致死的比例）、治理时间等一些客观指标，还要看社会满意度、国际社会评价等一些主观性指标。

  “评价一些治理行为还要结合时下人们的价值认知、国家经济实力等方面。”王丛虎说，从这样一些方面看，他个人倾向于认为，“从目前看，我国的政府组织能力、社会动员能力和制度优势都表现出前所未有、其他几个国家都无法可比的优势。” “查阅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发现，即美国从2010年以来每年都有几千万人感染流感，与流感相关的死亡案例都在1万人以上。”王丛虎说，全世界对于流感已比较熟悉，对各种流感的治疗与防护也比较有经验，但仍有不低的死亡率。

  此外，20世纪以来，世界共发生约4起严重的全世界范围流感爆发，最为有名的是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死亡率高达10%-20%，死亡人数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伤亡。

  ↑1月24日，中南医院重症隔离病房内的医护人员一起鼓劲加油。新华社记者 熊琦 摄

  王丛虎认为，正是国家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才使得疫情在极短的时间内产生很好的治理效果，但也在反思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并采取对应措施。“比如，从各级纪检监察部门的行政问责和司法机关的判决处罚中，也得到了体现。”

  “不论如何，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吸取经验，要把对公共卫生应急的处理，从事件反应型变成事件准备型，随时应对突发事件发生。”采访最后，何斌对红星新闻说。

  2月24日，红星新闻了解到，国家发改委秘书长丛亮表示，目前，武汉本地每天可供应N95口罩30万只，保障6万多医护人员的防护需要。随着复工复产，口罩需求出现爆发式增长。目前除西藏以外，已有30个省市区都新上了口罩的生产线，都可以生产口罩。